城市去中心化 蒋尉:德国“去中心化”城镇化模式及借鉴
时间: 2020年11月24日                     分类: 去中心化 标签:

城市去中心化

权力下放是指从中心重新分配或权力下放,权力,人口或资源的过程。 [1] [2]在不同的领域,“权力下放”具有不同的含义。斯文·里默(Svend Riemer(1948)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权力下放”)主要包括三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城市发展的类型和城市规划模式;另一种是社会规制;第三种是当今时代。社会组织的高度集中中国的民主进程[4]本文讨论的“权力下放”是相对于“集中”或“两极分化”的,即主要城市中人口和公共资源的集中。是行政资源,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均衡分配以及城乡区域均质化的过程。

德国的“分散式”发展模式通过平衡分配行政资源,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区域城乡同质化原则,削弱了主要城市的“资源中心”地位,促进了区域平衡和经济发展。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效缓解了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病”。本文试图分析德国的“分散化”城市化模式,以便为我国的城市化提供经验教训。

一、德国“去中心化”城市化模型的特征

1.该城市规模小,数量大且分布均匀。在德国,除了像柏林和汉堡这样的少数城市比较拥挤外,大多数城市都是中小型城市,环境相对安静,商店,工厂和住宅区分布合理。德国的城市化率为90%。它最大的城市柏林有大约340万人口。港口城市汉堡以180万居第二,而第三大城市慕尼黑约为130万。相比之下,在100年中,巴黎的人口从360万增加到1200万,伦敦的人口从620万增加到1400万以上,而柏林的人口规模仍然与1910年相同。在德国,该国有36个主要城市,其中只有4个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城市(柏林,汉堡,慕尼黑和科隆)。每个城市的人口平均分配。德国的11个大都市区聚集了该国一半的人口,其中包括莱茵-鲁尔地区,柏林-勃兰登堡州,法兰克福-莱茵-美因河畔,斯图加特,慕尼黑,汉堡和莱茵-内卡尔地区。 。例如,杜塞尔多夫(德国第九大城市,位于莱茵河畔),城市人口仅约570,000,但在其半径500公里之内,莱茵-鲁尔经济体的人口为1,150万人。区。 [5]

2.行政资源和公共服务的区域间和城乡对等分布。战后,德国已从落后的农业地区转向具有发达经济和宜居生态环境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它不是通过“集中”模式将耕地变成工厂和农村地区,而人口和资源却涌向中心城市。以地方城市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为特征的分散发展模式。德国的主要公共资源,例如行政机构,医院,大学和文化设施,分布在不同的区域,而不是集中在一两个大城市。同时,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每个居民区的设施都经过精心规划,没有质的差异。市场分布均匀。除了综合超市之外,小城镇还建立了本地贸易市场。附近的农民可以将其产品推向市场并直接进行贸易,以确保产品新鲜。老年人居住区设有相对集中的商店,文化和医疗设施,这些设施不仅照顾老年人的特殊生理状况,而且还防止了与年轻人的隔离。为了振兴中小城镇,德国政府创造了各种物质和文化条件,以减少城乡和地区差异,并满足当地居民的合理工作和生活需求。

“权力下放”模式使德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够有效避免许多工业化国家以及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城市疾病。

二、德国“去中心化”城市化模式的实现路径

德国城市化的权力下放特征与其社会发展的平衡特征相一致,这源于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多种因素。这种模式主要是通过立法中的平衡原则,城市规划中的平衡概念,行政机构的权力下放以及资源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分配来实现的。

1.立法中的平衡原则。德国的“分散化”城市化发展模式是德国法律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必然产物。 《德国宪法》第106条规定:“德国应追求平衡的地区发展和共同繁荣。”德国通过了促进竞争并反对集中和垄断的立法。特别是,德国宪法保障公民权利在选举,工作,移民,教育等方面没有城乡差异。德国农民只需向市政机关注册并按照规定缴税即可成为城市居民居民。德国还依靠行政和立法手段,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建立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实现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并进一步削弱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差异。在德国的大,中,小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工作机会,社会保障和医疗条件几乎没有差异。小城镇的通讯,电力和供水条件并不比大城市差。医院,学校,购物场所均可用。 [6]因此,基于上述在立法和行政管理下的不加区分的保护,人们没有强烈的进入城市的愿望。

2.城市规划的平衡概念。德国推行的区域发展计划一直试图平衡该地区城乡发展,并使城市建设符合经济和社会未来发展的要求。例如,科隆市在1975年制定并仍在执行的发展计划包括城市布局的均等化,使城市网络更加统一,包括基层的中心镇和小城镇,吸引了分散的人口,并向周边地区,并在住房,交通和文化设施方面进行相应的合作作为补充。在这个概念的领导下,小城镇被点缀得功能完备,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的问题。

3.行政机构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分散分布。德国公共资源和服务的权力下放基本上消除了人口涌向大城市的动机。首先是行政机构分配的分散化:德国政府行政部门分散在各个城市,而不是集中在中心城市。例如,环境保护部门位于柏林和波恩这两个城市,而环境保护部的三个分支机构则位于不同的区域:联邦环境保护局位于德绍罗洛市,自然保护局位于柏林。总部位于波恩,但分支机构位于莱比锡和德国。在最北端的维尔姆岛上;辐射防护局位于萨尔茨吉特。联邦宪法法院和联邦法院在卡尔斯鲁厄,联邦中央银行在法兰克福,联邦统计局在威斯巴登,联邦劳工局在纽伦堡,经济和技术部在柏林。第二是教育和保健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权力下放。德国的医疗和教育机构并不集中在几个大城市,而是分布均匀。每个城市都有著名的大学,每个地区的医院并没有很大的不同。行政机构和公共设施的权力下放减少了人口从源头涌向中心城市的必要性。

4.城市住房建设和管理的多样化。住房是城市化的核心问题。在德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管理,住宅建筑和城市布局已形成了“政府主导,多参与,综合规划和综合治理”的多元化模式。住房问题的系统安排在小城镇是“分散的”。华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1)涵盖移民的统一住房计划。1875年,普鲁士制定了城市管理条例,规定必须对城市的扩展,管理和建设进行统一计划。负责调查移民并评估他们的住房条件,以便将其纳入住房体系;此外,针对农村移民的住房问题,德国还提供了大量福利房,这些住房由市政当局管理。福利院有公共建筑自然,房屋结构比较简单,租金也相对较低,为农村移民进入城市提供了便利,并颇受欢迎[7]。

(2)政府,企业和协会参加了多个政党。国家法律明确规定,每个城市代表处都拥有一定比例的城市房地产,因此,相当多的城市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影响房地产市场住宅建设的监督检查,直接参与住房市场活动,满足不同群体的实际需要,综合考虑实现公共住房建筑业的均衡发展,国家,城市,主要企业和个人参与房屋建设以不同方式进行,各方有权协商购买土地和房屋的价格是为了实现各方的双赢局面,大公司为工厂周围的工人建造住宅区和居住区以解决当场移民的住房问题,因为居住地是c输给工厂,也有利于工人上下班。节省旅行时间并减轻交通压力。许多企业家已经开始在建造工厂时为工人建造住房。大量的新兴工业城镇和农村地区已建造了大量房屋。 [8]由于政府,企业和建筑协会等的参与,在各方的共同参与下,德国工人的住房问题得到了缓解,这在促进城市发展的权力下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三、来自德国“分散化”城市化模型的经验供参考

德国的“权力下放”模式有效缓解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疾病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系统层面探索其背后的逻辑经验,以下五个方面值得我们国家学习:

1.公共财政系统为区域平衡提供财政支持。德国的公共财政充斥着强有力的均衡概念。其中之一是以人为本的转移支付的原则,即根据各地的实际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所谓的穷国与富国之间的转移支付。付款不通过中央政府。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了地区,城乡和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为权力下放的城市化提供了财政支持。

2.多层治理机制为“权力下放”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持。多级治理是德国社会平衡与“权力下放”的关键要素。它不仅包括不同级别之间的垂直,自上而下的传输过程以及自下而上的反馈过程,还包括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水平沟通和协调过程。尽管这种多层,多维的协调机制会带来效率损失,但它提供的充分沟通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公众的接受度,并有助于解决负面政策。外部性,以最大程度地平衡资源和公共产品及服务的分配,最大程度地减少政策错误对社会正义的损害,并为实现“权力下放”奠定重要基础。

3.多方参与住房供应和房地产监管为城市化提供了住房条件。德国城市住房建设和管理的多样化模式,以及德国房地产市场的典型特征“两端的租金和购房的使用,控制”,对支持“德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分散”的城市化。这应该归因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型。在供应方面,政府补贴房地产开发,严格控制租金,禁止出售,从而避免了将大量房地产集中在少数群体手中的可能性。在需求方面,政府以各种方式提供租金补贴,补贴严格限于有资格获得补贴且与权力无关的人。稳定的住房保障为“分散式”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健康的住房市场。

4.区域城乡等效发展有效地转移了城市化人口。为了振兴中小城镇,德国从立法,计划,资源分配,职业教育到治理机制等不同角度和措施创造了各种物质和文化条件,以满足当地合理的工作和生活需求居民,并促进不同地区,城乡的发展。没什么区别,等价发展之间。这使得不同地区,城乡的吸引力均等,从而减轻了中心城市的资源和人口集中度,并促进了城市化发展的分散化。

5.分散(多种)职业教育指导工作选择。我国有句俗语:“世界上最好的”,这句话在德国体现得很好,这与德国的分散化和多元化的职业教育息息相关。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出现了三种基本的职业教育形式:现场工作培训,手工艺品学徒培训以及在公司实践讲习班和学校进行的封闭式培训。 [9]诸如克虏伯这样的大公司已经在马格德堡,埃森和其他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工厂职业学校。 [10]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不仅建立了世界一流的大学,而且还建立了最好的技术和商业教育体系。多元化的教育体系为公民提供了多元化的发展机会,有助于防止盲目追求高等教育,并导致职业转移,消除人口集中在中心城市和某些热门职业,从而为小城镇和城市带来好处。企业的发展为人力资源创造了条件。

四、结论

德国的“分散式”城市化模型可以防止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并在预防城市疾病和可持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我国正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城市功能的盲目扩张,城市规模的扩大以及经济总量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城市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物质极限。城市污染控制的压力越来越大,运输成本越来越高,水和空气污染问题尤为突出。德国的“分权化”模式无疑为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解决“城市病”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值得认真参考。

[关于作者]姜伟(1974-),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1]权力下放的定义,自由[OL]。已访问201年5月28日5.

[2]权力下放的定义,Merriam-Webster字典[OL]。访问May28,201 5.

[3],201年5月28日访问,5.

[4] Svend Riemer,逃避分权?土地经济学,第一卷。 24,第1号(194年2月,8),第40-48页,发布者: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OL]访问:29-05-201 5.

[5] [6]冯玉鼎。德国城市的和谐救助[J]。商业周刊,2010-7-14(51)。

[7]肖慧英。农村人口的迁移与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A]。王章辉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与城市化[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3 5.

[8]卡洛·齐波拉。欧洲经济史(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2 1.

[9]汉斯·波尔。柏林德意志工业大学的Berufliche Aus-und Weiterbildung 19雅尔·亨德特,威斯巴登,1979年,第1页5.

[10]塞缪尔森,詹姆斯。德国工人[M]。伦敦,1869年,第10页,PP.105-107.